揭秘清末立宪:到底是谁“欺骗”了谁?

2018-03-24 来源:网络整理|

核心提示: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?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,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,别无他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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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传统中,君主的神圣性体现在两方面,一方面,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,君主是“人民”的代表,君民是一体的;另一方面,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,“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”(刘泽华:《从“天王圣明论”说“权力神圣观”》,《炎黄春秋》2011年第六期)。而自从鼓吹了“君主神圣不可侵犯”,君主从前拥有的两方面的神圣性都没有了。以前君主是“人民”的代表,现在议院才是人民的代表;以前君主掌握着最高权力,现在在立宪派“君主神圣不可侵犯”式的制度假设中,君主毫无实权,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议院。

所以,刘廷琛弹劾资政院时很犀利地说,资政院“使朝廷避专制之名,议院行专制之实。议决案件,必要求政府实行,是神圣不可侵犯,不在皇上而在议员”(《国风报》第一年第三十三期)。谁能代表人民,谁就能“神圣”,谁就能掌握最高权力,这是很自然的。所以《大公报》反过来批评刘廷琛说,“区区以国民公仆之刘廷琛,而胆大于身,公然敢参我神圣不可侵犯之资政院,已足骇人听闻矣。”(《大公报》1911年3月1日)“君主神圣不可侵犯”说起来好听,实质上是用议院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和神圣性。

立宪派的第三招是“万世一系”。中国人本没有“万世一系”的观念,日俄战争之后,立宪胜于专制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,同时,日本天皇“万世一系”的历史也成了说服中国皇帝答应立宪的诱饵。

1904年,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奏请立宪,说日本天皇“万世一系”,所以,“立宪政体者,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”(《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》,,《东方杂志》第一年第七期)。孙宝琦的这次上书在立宪派中激起很大反响,但政务处并未予以转奏。到了1905年,慈禧召见端方,端方向慈禧鼓吹立宪,慈禧说:“立宪如何?”端方说:“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。”慈禧一听,乐了,说:“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。”[《戊戌变法》(四),第313页]

慈禧同意了立宪,后来立宪派“得寸进尺”,又拿“万世一系”当诱饵。张謇在奏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时说,“万世一系”,“我中国历史之所从无”,而“立宪国何以能之”,那是因为有国会有责任内阁,所以,中国要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[《张季子九录(政闻录)》,第154-155页]。

“万世一系”和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一样,是需要精心去维护的一个极其脆弱的东西。然而,立宪派所想的,不是怎么去维护它,而是想通过甜言蜜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一旦清廷不遂人愿,立宪派中的大多数人,包括张謇在内,对“万世一系”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

在君主专制制度下,立宪派想要搞立宪,必须借助君主的力量。武昌起义之后,梁启超见君主立宪无望,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,恨恨地说:“但使立宪实行,政权全归国会,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。”(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,第553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3年)

而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后仍寄情于君主立宪,只是换了个说法,叫“虚君共和”,并说:“虚君者,如存一神以保虚尊,如存一庙以保香火,名为皇帝,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。盖仿英日之制以息争焉。”[《康南海自编年谱(外二种)》,第151页,中华书局,1992年]这多少也道出了从前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真心话,“虚尊”、“土偶”之语,在本质上与“君主神圣不可侵犯”没什么不同。所以,要说在清末立宪中,是谁在欺骗谁,又是谁欺骗了谁,这岂不是一目了然吗?

立宪派咄咄逼人地指责清廷是“假立宪”,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不满;而能让清廷“欺骗”的罪名臭名远扬,那是因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,而立宪派则掌握着舆论。至于立宪派为什么要去欺骗清廷,与其说是他们乐意这么做,不如说是他们只能借助专制皇权去推翻专制皇权,别无他法。立宪派对清廷的欺骗,并不是某个个人或团体的阴谋或阳谋,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。而且,当某种舆论一旦成为了潮流,很多跟着潮流头头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,更不用说“欺骗”清廷了。